你或许已经知道，我本来就是一个kampong boy。
我是在马来亚半岛最北端的小州内其中一个马来乡村长大。我家是开杂货店的，大部分的客户都是马来同胞，从小就在店里头帮忙的我也理所当然地接触了很多马来同胞——我说的马来话有北马道地的腔调，所以不要逼我说bahasa baku，会让我的舌头会打结的。两角钱啊我们称之为dua kupang，小时候卖白米的时候我还知道4个cupak是等于一个gantang。在黄昏的时候，应该是店里没有太多顾客的时候吧，我会踩着脚车在村里逛，从我家对面的一个小巷进去，经过一片片稻田、一棵棵果树、一户户马来人家，还有带着小鸡四处觅食的母鸡们，然后从另外一个出口出来。
除了经营杂货店之外，我爸也是稻米中间商，帮忙村里的稻农们载稻米到米厂去。我爸的工人理所当然都是马来同胞啊，大部分主要是帮忙驾罗厘的。即使他们是我爸的工人，我、姐姐和妹妹都是像对待年长的长辈一样尊敬他们的。我还深刻记得Pak Awang曾经用罗厘载着我，告诉我驾驶罗厘与汽车不一样，需要用力握着驾驶盘，才能够确定罗厘直行。我其实还挺感激他们可以用一颗真诚的心在乡下陪伴我爸，偶尔也会怀念他们，较早前获悉Pa Mud逝世的消息的时候我难过了好一阵子。就像我的祖母过世的时候，村里的人也有过来我家瞻仰Tuk Bunga的遗容。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妈看顾杂货店的，村里的一些妇女过来买些米、糖、油、肥皂粉的时候，也会向我妈倾诉，分担一些她们的苦。当然她们不会在星期四早上的时候这么做，因为我家对面正是每周举行一次的早市，我妈会忙得不可开交啊，然后我还要过去对面买几包nasi lemak（咖喱蛋的最美味）和几片apam balik来当早餐，还有跟隔壁邻居买pasembor（他们的pasembor酱最特别的地方是有加上marie饼的）。有些厨艺不错的村民会弄些糕来寄我妈在店里卖，包括一个来自泰国的妇女，偶尔她会买些生鱼来喂我家的猫。
然而，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也受到了激烈的文化冲击。我身边很多同学是因为第一次接触马来同胞为主的环境而受到文化冲击，我又怎么也受到了文化冲击啊？从小到大，我在村里接触马来同胞的时候，都是保持着同等地位互相沟通和尊重对方的。我也不需要特别去深入研究他们的文化，他们也不需要特别去深入了解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都接受别人可以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那就可以了。但是，在国立大学的环境里，我发现到这个同等的地位却不存在，甚至要搞到委屈自己——与其是文化冲击，我受到的冲击更多是对这个多元化社会的认知和信念。
互信的基础就是同等地位与接受差异，我的老朋友，尤其是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社媒有许多评论源自这个不同等地位（“为什么我必须但你没有同样这样做”等等），我想明显得你轻易看得见。当我看到你评论 #爪夷文 课题的时候，我非常的失望——多元化的社会就是容纳拥有各种差异的社群的社会，我从小长大的马来乡村是马来西亚许许多多的多元化社区中的一个小小示范。乡下的人耶谈什么深入研究哦（去研究种稻还来得实际），他们不需要去读大学，也不需要刻意去强迫其他友族同胞学习他们的文化（在乡下我从来没有被逼要用手吃饭或戴宋谷穿马来装），但看起来他们更懂得怎样去实践多元化社会——就是这样简单，不需要什么听起来很庞大但是没有直接面对问题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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